“据我的调查，中国有多声部民歌的民族应该有30多个。北方民族少一些，南方民族多一些。”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樊祖荫介绍说。早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在台湾的少数民族中调查，首次发现了中国多声部民歌的存在。而在当时有关中国音乐为什么落后的大讨论中，没有复音音乐是主要理由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文艺工作者首次在贵州黎平、从江发现了多声部侗族大歌。樊祖荫说：“除了民歌，多声部音乐还在戏曲、曲艺、民间器乐中大量存在，但多数处于自发状态，并不成体系。”

　　羌族有多声部民歌吗？

　　羌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根据研究，所有的藏缅语族诸民族都和氐羌有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多声部民歌颇感兴趣的樊祖荫曾问过几位在四川研究羌族音乐的学者，得到的回答是羌族绝对没有多声部民歌。樊祖荫因此放弃了去茂汶，但他总不能释怀：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族源都与羌族有关，其他很多藏缅语族的民族都有多声部民歌，作为族源的羌族为什么没有？难道那些多声部民歌是各民族自我发展起来的吗？

　　1985年，中国音乐学院组织采风小组到四川阿坝地区，帮助《中国民歌集成·四川卷》记谱。临走时，樊祖荫叮嘱小组成员打听羌族多声部民歌的情况。3个月之后，一个广西壮族的学生将两首未被收进集成的歌放给樊祖荫听。

　　那是他第一次听到羌族多声部民歌，兴奋之余，樊祖荫立刻飞到松潘，找到录音的原文化馆馆长，得知音乐来自大耳边山腹地。那里山很高，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没人上去过。一行人爬了一天才到山上，四周山上的人得知这一消息，都聚拢来了。“他们整整唱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再接着唱。”樊祖荫把他此行的成果写进了1994年出版的《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　

　　把握原生态民歌商业化的“度”

　　“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之后，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很多羌族歌手从山上下来了。”樊祖荫说。对于在音乐界颇多争议的“原生态民歌的非原生状态”，他认为，从传承方式来说，商业的途径对传承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度”。

　　新的民族民间音乐传承方式的改变，使很多人意识到，孤立地强调原生态对民歌的发展不利。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也是通过旅游来保存传统文化。“上台后，原来为自己歌唱的行为变成了为别人演唱。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羌族，很多民族都有，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他们要生存。” 

　　但樊祖荫强调，在旅游中、商业中，不应为了迎合游客的某种兴趣，而改变了民族民间音乐原生的状态。一方面要吸引游客看表演，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保持原生性。“只能是尽可能，”樊祖荫说，“这是一个嬗变的过程，而不是突变。现在传承人已经慢慢年轻化，老歌手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活态传承。”

　　就在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樊祖荫告诉记者一个好消息：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的预备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而正式的会议定在12月的广西。  

　　“传承，一是民间自然传承，一是学校传承。我们要两条腿走路，届时将请少数民族地区的几十所高等艺术院校的专家共同商讨加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问题。”据悉，教育部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教育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单列硕士博士名额，适当降低录取要求，国家财政支持经费等。“这一切的前提是学成后一定回到原地，真正为当地民族音乐服务。”樊祖荫说。